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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霞留照最高花——憶“鐵將軍”俞大光院士

    2017年04月14日 16時13分54秒新聞網瀏覽次數:4808

    哈工大報訊(周長源/文)俞大光院士是我的良師、益友和好同志。1953年我到哈工大當助教,他是教研室主任。他手把手地引導我走上教師之路。1962年他奉命調二機部第九研究院后,我承擔了他在教研室里的那部分工作。從此天各一方,但是他對我的指導和幫助,40多年來基本上沒有間斷過。任憑風云變幻,我們的關系總是一如既往,稱得上“君子之交淡以親”。我又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在一個黨支部里過了好幾年生活,以后漫長的年代里仍相互勉勵前進,始終是好同志。今日忽聞他不幸逝世,忝為學生、朋友和同志,回憶往事,感觸良深。寫此小文,聊為紀念。

    把緊教學質量關的“鐵將軍”

    新中國成立后,哈工大是國家高教體制改革的一個試點。通過哈工大引進蘇聯大學的教學制度和經驗,聘請大批蘇聯專家來此指導研究生,其目的是為了培養新中國的大學理工科師資。俞老師是武漢大學派來學習的青年講師,他的學科方向是電類專業的共同技術基礎課“電工基礎”。我國大學里這方面的課程,過去分為“電工原理”和“交流電路”兩門。解放前我國大學大多沿用美國30年代的教材。蘇聯專家帶來的是當時他們正在使用的教科書,相對較新。我到教研室時,蘇聯專家剛回國,所擔任的課由俞老師接著講。學生們覺得他講的課容易接受,課堂效率高,感到親切。俞老師有教學經驗,在武大時就受學生歡迎。他講起課來概念準確、敘述流暢、條理清晰、邏輯性強、口齒清楚、語調優美、板書漂亮,在校內極孚眾望,有口皆碑。那時上這門課的只有一個大班,含5個小班,一百多名學生。解放初入學的學生程度很不整齊,國家又急需人才,強調成才率。俞老師在課堂上講得比較仔細,在當時是很有必要的。有課的當天晚上,會有5位教師到大教室去答疑,進一步幫助學生掌握教學內容。俞老師為首,還有3位和他同期的研究生。我初來乍到,對課程掌握得還很膚淺。為了使我得到鍛煉,他把我也帶去了。那時的學生非常好學,來答疑的很多,教師座前都很少出現空場。有的是一般疑問,有的對問題摳得很深,“打破砂鍋璺(問)到底”。但共同的特點是他們都不滿足于數學推導,事事要求作出物理解釋。這也與俞老師上課強調要搞清“基本概念”有關。第二天一上班,俞老師總要召集大家來討論昨晚答疑中出現的問題,主要有兩類:一類是那些基礎特差的同學所提的,這需要循著他們的思路,把道理說到根子上,引導他們入門;另一類是比較深入而當時的回答還沒能使同學充分信服的難題,兩者都需要把物理概念和數學推導聯系起來。討論中有時也會爭論起來,氣氛很活躍,直到把這些難題說透說清楚后大家才肯罷休,最后用一個專門的本子記錄下來。這件事對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助教來說,教育極深,幫助很大,讓我知道了做一名合格的教師是很不容易的。在大學里人們往往看不起基礎課教學,認為是“老一套”,賣“狗皮膏藥”,其實真想把基礎課教好,沒有一點學術水平不行,沒有負責任的精神和認真的態度更不行。上述方法不一定適用于現今大學,但是這種教風體現著教師的職業道德和學術良心,任何時代都應如此,永遠應當繼承和發揚。

    哈工大當時對考試十分重視,考期長達一個月,復習時間很充分。全部口試,五級記分。每門主課考試之前還要進行考查,面對面地檢查各個學生平時作業完成情況。俞老師領導的電工教研室對考查特別認真,認為通過考查把學生平時學習上的漏洞挖出來,加以補救,就能減少考試不及格的人數。考試和考查都是一種積極的教學環節。同學們通過這兩個環節,對本門課程的掌握程度應該上一個臺階。助教的工作是上習題課、指導實驗、批改作業。俞老師要求我們掌握每個學生平時對本課程內容的理解狀況,對其中的薄弱環節更要了如指掌。考查前要求我們準備好一份材料,詳細記載每個學生作業完成情況、發生過什么重大概念性錯誤等等。考查時重點檢查他們對這些錯誤是否已經糾正、是否已經有了基本理解。中等偏下的學生往往需要經過兩次、甚至三次才獲通過。這樣一來,考前他們對本課程的主要內容就都掌握了。當時電機系的學生把“電工基礎”看成是“老虎課”,稱電工基礎教研室的教師為“鐵將軍”,還傳說教師那里有一份“黑名單”。但是,“嚴師出高徒”,大部分畢業生認為在校期間電工基礎學得比較牢固,終生受用匪淺。“文革”前我出去做畢業生調查,屢屢見到他們把《電工基礎》教科書放在工作室的抽屜里,以便碰到問題好隨時拿出來翻一翻,得到一些啟發。俞老師在離開哈工大整整四分之一世紀后的1987年8月,第一次回校探舊。有一位當年的學生、后來的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在午餐會上滿懷深情地回憶:他的哈工大記分冊上唯一的一個“3”分,是俞老師給的,因為那次口試有一個概念他答錯了。俞老師評分時把他的記分冊翻了好久,要不是其他課程都得“5”分,俞老師很可能給不及格!但是這次挫折對他的教訓非常深刻,使他進一步注意自己的學風,從而畢生受益。這種由俞老師奠基的“鐵將軍”式的教學作風,至今仍是哈工大電工基礎教研室保持著的優良傳統。

    根據當時的實際,哈工大在教學上提出了“規格嚴格,功夫到家”的口號。“規格”是目標,“功夫”是過程。俞老師是這一口號的“活樣板”。“鐵將軍”不僅僅鐵面無私,還頗有儒將風度:威而可敬,嚴而講理。我到哈工大第一次參加考試工作是受命對一名特困女生作“單兵教練”。考前整整花了12天來輔導,終于使她過了關。功夫誠可謂深矣!

    和俞老師相處,大有“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確切,精確)”的感覺。他的教學示范,對我一生的教師生涯影響至深,使我懂得堅持嚴格的規格必須伴隨有到家的功夫。這是教師的基本品格。當然,現在人類正進入信息時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光有規格嚴格、功夫到家還不夠,還需要為學生營造一個活潑自由的學習環境,使他們的個性能得到充分發展,以培養其創新能力。我想俞老師如果后來仍然從事教學,絕不會一成不變地沿用老辦法,在理論和實踐上一定會有新的升華。但是我始終認為解放初期為了迅速培養大批適應大規模工業建設急需的高級人才,哈工大的教學模式適應了形勢要求并已被歷史證明是卓有成效的,而俞老師正是當時哈工大教師里的一個突出代表。

    新中國《電工基礎》教材的拓荒者和耕耘者

    俞老師在新中國“電工基礎”教材建設上功不可沒,是他在解放后首先將蘇聯“電工基礎”教材介紹到國內來。1952年龍門聯合書局出版了他領銜翻譯的蘇聯K.A.克魯格院士的《電工基礎》(1946版)。又是他率先結合我國實際編著了我們自己的教材。1958年起教育出版社陸續出版了他主編的《電工基礎》(上、中、下)教科書。這套教材在國內被廣泛使用。可以說20世紀50年代后期到“文革”前整整一代電工技術人員中,很大一部分是從這部書入門的。俞老師理論根底深,精于教學法,思路清楚,文字能力又強。他寫的書既嚴謹又流暢,要言不煩,便于教學,受到廣大師生的歡迎。他的寫作習慣是在形成思路以后,用自己的語言一氣呵成地寫下來。整部書稿幾乎完全是默寫出來的,包括煩瑣復雜的數學推導。順便來點花絮:那個年代里會議多,而且一開就是半天。正任教務處副處長的俞老師參加這類會議,總是爭取第一個發言,把自己的意見說清楚了,便埋頭寫他的書稿。好在面前不需要放一堆參考資料,只有一摞稿紙,不大顯眼。他的一只耳朵聽力不大好,倒少受了一些干擾。這套教材的修訂始于1961年,但那時已有消息要調他到二機部,到第二年4月,他正式離開學校。俞老師離校后依然對教材建設傾注了很大精力,當然更只能靠業余花功夫了。那時上冊修訂工作已完成;中、下兩冊只好委托我來負責安排,還有高象賢(中)、馬國強(下)兩位同志參加。我們秉承他的意旨,協助他寫出初稿。當時通訊工具落后,不要說家里,連教研室也沒有外線電話。對書稿的討論全靠書信往還,有時我還專程到北京面商。在撰寫初稿的過程中,反反復復,務使意見完全統一起來。盡管如此,我們交到他手里的還只能算是一個“毛坯”,最終要由他來修改定稿。他那時身負重任,正在開拓一個新領域,困難、緊張和繁忙可想而知,但是他仍一絲不茍地逐字逐句地修改。當我接到他退回來的修改稿,看著在夾縫里和天地頭上用蠅頭小楷寫得密密麻麻的稿面,景仰之情油然而生。修訂版上、中兩冊分別于1964和1965兩年出版,下冊于1965年底交稿。由于“文革”耽誤,直到1980年6月才決定繼續出版。中間隔了十來年,學科本身發展了,當然需要重新修訂。該書下冊終于在1981年6月問世。

    “文革”后,電工類教材如雨后春筍,空前繁榮。但大家還懷念俞老師精益求精的認真態度。當時高教出版社楊陵康總編輯曾親口對我說過:迄今為止,在編寫質量上還沒有見到有哪一本電工教材所下的功夫超過了俞大光同志。

    哈工大電工基礎教研室從20世紀80年代初著手編寫新一輪電路教科書,定名為《電路理論基礎》,目的是想不讓俞老師所開創的教學傳統在我們手里給丟了。我們組織力量在俞編《電工基礎》上、中兩冊基礎上編著一本電路教材:增添新內容,對部分章節的安排體系作一些調整,但力圖保持原書風貌。該書先在哈工大校內出版,我們和少數兄弟學校共同試用。經過教學考驗,總結經驗,幾次修改后,1985年由高教出版社分上、下兩冊出版,全國發行。此時作為主編的我,已承擔了哈工大副校長職務,除堅持在第一線教書外,已無精力來從事修訂這本書(在這點上和俞老師當年相比也自愧不如)。直到1991年初從行政崗位上退了下來,我才能集中精力來作一次較為徹底的修訂,1996年發行了第二版。對于這一、二兩版的成書,俞老師都給了最大的幫助。初版編寫大綱和第二版修訂大綱,都經過他仔細審閱,并反復通過書信和當面討論而確定下來。他還要求我們嚴格執行“國標”。這個問題當時在編寫教材中阻力很不小。俞老師參加了“國標”制定工作,他是身體力行的。該書一二兩版成稿交出版社前都經過他逐字逐句、一個公式、一個符號和一個單位地認真審讀,他還是用那種工工整整的蠅頭小楷修改,另外還寫出了一百多條意見,其中對“國標”的審校尤為仔細,花時間更多。二版問世后,他又應教委的雜志《教學和教材研究》之約,撰寫了《<電路理論基礎>(第2版)評介》一文(載該刊1998年1期)。文中嚴肅認真地分析,熱情洋溢地鼓勵,不說泛泛溢美之詞,仍體現了他的一貫作風。所以,我始終認為我們這本《電路理論基礎》是俞編《電工基礎》的直接替續,而俞老師則是其“幕后主編”。這是因為我們之間仍然沿用了20多年前修訂《電工基礎》時所用的合作方式。我們都認為一本教材的質量是第一位的,署名是次要的。

    1978年俞老師任九院(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長時,兼任九院職工工學院院長,并親自講課。后來受教委委托,他審訂了全國職工大專《電路及磁路》教學大綱,并主編出版了教材。他從事這項工作仍一如既往,貫注了大量精力,認認真真,一絲不茍。俞大光同志是新中國電工基礎教材勇敢的拓荒者和勤奮的耕耘者。我認為作這一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敢于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共產黨員

    俞大光同志是在1956年前后中央貫徹知識分子政策的形勢下入黨的。20世紀50年代初期,哈工大學生黨員多,教師黨員少。以李昌同志為首的黨委在1955年決定撤銷各系黨總支,成立全系師生黨員在一起的“大支部”來提高支部會的質量。我擔任過電機系大支部的副書記。當時支部的工作方針是:系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從門外敲鑼打鼓到門里敲鑼打鼓,系的核心力量要從政治業務分家到政治業務結合。于是根據黨委的部署,著重從教學骨干里發展新黨員,這是一件至關重要的大事。經過反復研究,確定俞大光同志為第一號重點對象,由宋振綏(當時任系團總支書記)和我負責做工作。正式討論他入黨時,又恢復了總支建制,教師黨員又恢復了單獨的支部。記得那次教師黨支部會仍在大教室里召開的,幾乎邀請了全系教師參加。會開得非常隆重,目的是要向黨內外說清楚為什么俞大光同志符合入黨條件。他的入黨,在電機系教師中間引起了很大震動。其實,開始階段對發展他入黨這一問題在黨內也并不是沒有爭論的,需要力排眾議,幸好有黨委的堅強領導做后盾。“路遙知馬力”,經過幾十年歷史考驗,證明當初這個決定是完全正確的。

    俞大光同志入黨后,表現很好。當時“左”的思潮很厲害,但是他的特點是不搞人云亦云。凡是他沒有想通的絕不迎合著說,他的想法也敢于如實說出來,所以有時難免說一些不合時宜的話。例如“反右”后,他任系教學副主任。對劃為右派的學生參加考試怎樣來評分這一尖銳問題,他公開說了“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一時在黨內引起了不少非議。其實,到底怎樣來評分,在教師黨員中大家也只能這樣去做,也都這樣做了,不過誰也不敢公開這么說罷了。“大躍進”期間組織學生參加科研,“猛攻尖端”,沖擊了教學,他仍堅持要嚴格考試。在“反右傾”中他受到過錯誤批判,被認為缺乏黨的觀念,是黨性不強、政治覺悟不高的表現。當時他也未必完全接受,在會上有時也爭辯幾句。他是一個實事求是、心口如一的人。按現在的說法,就是不說空話、不說大話、不說假話。

    1961年國防科委決定要調他。他本人不大愿意去,學校也舍不得放。開始學校提出用另外的骨干教師來換,科委不同意。當首長找他談話時,他表態:我希望繼續留在學校教書,但是作為黨員,我服從組織分配。在關鍵時刻他是履行了一個共產黨員的義務的。

    俞老師到北京后最初從事行政工作。這沒有體現作為專家調去的初衷。后經有關方面指示被調到設計部擔任副主任兼一個下屬研究室的主任兼黨支部書記。他來信說,當支部書記的工作對他來說比較生疏,但也是一種鍛煉,決心要把它做好。不久他又來信說組織上讓他到西寧基地去,他說要在第一線努力鍛煉。總之,他是把工作需要放在第一位、隨時隨地拿黨員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的。

    “十年浩劫”,對每名共產黨員來說都是一場嚴峻考驗。大光同志的經歷比我豐富得多,受到的迫害比我嚴重得多。他是一個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知識分子出身的共產黨員,即使耄耋之年仍然全身心為黨的事業繼續奮斗,我要繼續向他好好學習。

    最后,以一闋《滿江紅》來結束我這篇回憶文章:

    一代良師,春風度、華中塞北。

    循路場、行文三卷,邃深精密。

    理論求真聯實際,功夫到位嚴規格。

    鐵將軍、矩薙護宮墻,長相憶。

    冬云壓,寒流急;

    紛落葉,飛鳴鏑。

    大任由茲降,從戎投筆。

    點火九天驚火帝,回風四海誅風伯。

    喜晚霞、留照最高花,叢中立。


    2010年90周年校慶時,俞大光(左二)回母校,與李長春校友等一起參觀實驗室(馮健 攝)

    20世紀50年代俞大光(前右二)與電工教研室教師在一起(資料片)

    1951年俞大光(后右一)與俄語教師在一起(資料片)

    1955年俞大光(前右二)與電工教研室教職工在主樓前合影(資料片)

    1960年40周年校慶時俞大光(右二)在母校(資料片)

    1962年俞大光(右二)指導學生做電工基礎實驗(資料片)

    1973年12月南遷時俞大光(前中)與母校教職工合影(資料片)

    1984年10月在昆明參加教材編審小組會,俞大光(后中)和夫人韓穎娟(前左二)與來自哈工大的參會人員合影(資料片)

    1987年8月俞大光(第二排中)返回哈工大與電機系老同事們在職工食堂前留影(資料片)

    1991年5月俞大光(左二)與電工基礎課的老同事張永烈(左一)、周長源(中)、龔正毅(右二)、馬國強(右一)合影(資料片)

    1992年5月俞大光(右二)與馮純伯夫婦合影(資料片)

    編輯:劉培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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